机构是风险发生和承担的节点。

2.CIPS 中国自2012年开始建设CIPS，既是为顺应对外开放过程中与国际标准和通行做法相对接的外部要求，也是为了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需求。CIPS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中的国家级主干工程,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往来，对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SWIFT的全球网络将有助于降低机构加入CIPS的成本，从而为CIPS拓宽用户群提供便利。但目前来看，仅限于系统内部，且无法传输信用证、保函、外汇交易、资金业务等类型的报文。随着当时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更加便捷、安全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信息传递方式。2.CIPS 2021年，CIPS处理业务334.16万笔，金额79.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1.55%和75.83%（见图4）。

同时，SWIFT集合了全球大量实时支付、证券交易等方面的资金流数据，具有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比拟和挑战的信息优势，可为用户带来便利的数据服务。同时，结合国际上支付模式的创新，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实际应用，并进一步完善净额清算机制及与其配套的风险管理措施。欧洲央行6月9日公布政策决议表示，将于7月1日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且在7月21日的会议上开启加息，将三项主要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很快就遭遇了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程度低，意大利等高债务、低增长国家经济非常脆弱，欧洲央行更是投鼠忌器。该计划设定每月最多减少300亿美元美国国债、175亿美元机构债，三个月后月度缩减上限均提升一倍，即600亿美元国债和350亿美元机构债。受制于庞大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复苏的不稳固，无论是加息还是缩表，美联储的紧缩空间都相当有限。

美国通胀更多是内需拉动，其政策制定者不应夸大全球因素的影响，而忽视解决自身问题。高累进税率下，贫富分化也大为缓和。

通货膨胀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对于个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是严峻考验。2022年6月7日韩国货运卡车工人罢工，6月18日加拿大铁路工人罢工，6月18日英国伦敦爆发大规模游行活动，6月20日8万比利时工人在布鲁塞尔游行示威，21日、23日和25日英国4万名铁路工人罢工。通货膨胀已经从个别经济体蔓延到全球，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各国都在极力拓展和争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增强自身经济韧性。

日本央行对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的坚持，成为6月份市场关注的焦点。这种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合扩张，终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直到最近，主要央行才先后表现出了抑制通胀的姿态。正如Cochrane（2022）所言，没有财政紧缩加持，美联储无力应付通胀。

其中，5月份黎巴嫩和委内瑞拉的月度同比CPI分别高达211%和167%，土耳其为61%，阿根廷为45%，都处在非常高的位置。在全球经济处于持续低通胀甚至通缩的时候，发达经济体实际上一直在设法提高通胀水平。

进入专题： 通货膨胀 。第一个是直接渠道，即大规模刺激政策下美国的庞大需求拉高全球商品价格。

我国6月份月度同比CPI为2.5%，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强势美元提升了美国的购买力，同样金额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外国商品，这在扩张美国对外需求的同时也遏制了美国国内通胀。就目前经济环境而言，发达经济体并没有紧缩财政和持续大幅加息的条件。因此，在全球通胀初露苗头之际，发达经济体实际上一直在迁就甚至纵容。比如，穆迪分析（Moody '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就持此观点，认为2022年3月以来美国通胀出人意料地恶化，最主要原因是乌克兰危机，导致5月份CPI同比多增3.5%。5月议息会议美联储如约开启缩表，决定从6月1日开始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同时发布《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计划》。

全球通胀升温引起各方普遍担忧。正如美联储6月份在其《货币政策报告》中不经意透露的：通胀预期的上升对日本和欧元区等近几十年来通胀持续低于目标的经济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可喜的发展。

在2022年6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认为全球滞胀的风险正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全球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已经发生逆转，出现所谓反向货币战争的新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汤铎铎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本轮全球通胀是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自然演进，有其深刻而复杂的长期根源。在相关因素的影响逐步消除以后，通胀自然会见顶回落。

需求面的因素则相对单一，主要是发达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支持家庭和企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时间更长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全球需求从非贸易服务向贸易商品的大规模重新配置。其次，为应对全球经济困局，拓展政策空间，发达经济体主动进行调整。作为全球通胀的主要策源地，美联储加息步调明显偏慢，落后于经济形势（behind the curve）。在乌克兰危机之外，疫情和住房短缺也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对此有专门立法，美国财政部也会定期公布所谓汇率操纵国名单，作为美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高债务、高杠杆限制了财政政策空间，低利率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低通胀反映了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低增长和不平等则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整体风险上升。

人们普遍担心，逆周期政策已经没有空间或缺乏力量来促进增长或应对下一次负面冲击。对此，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上做了重大尝试。

在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消耗殆尽之际，减税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也使得贫富差距再次拉大，全球经济再次步入高低不平的困局。鲍威尔所要面对的经济环境与沃尔克截然不同。

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问题 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形势陡然升温。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财政和外部缓冲，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然而，从杠杆—利率长周期看，目前阶段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而不是上世纪70年代。货币政策方面，很多非传统工具的使用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比如负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指引等。

这有很强的政策涵义，也是争论的焦点。对那些债务高企、经济脆弱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本轮全球通胀的挑战尤为严峻。

全球经济困局的棘手之处在于，政府缺乏干预经济的政策空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黄金时期，很多时候都是商品供给大于需求。

就本轮全球通胀而言，供给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停产、交通阻滞以及对供应链的连锁影响，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贸易中断和其他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对产业链造成的持久影响，劳动力短缺和企业垄断增强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等等。美国总统拜登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很长一段时间持类似观点，将通胀归咎于外部供给冲击，并认为通胀是暂时的。